马相伯活了100岁，曾是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的高级幕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风云百年，传奇一生。
——云阳
一、“世界人民要算我们的同胞最苦了，我是在国家忧患中生长着。”
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到了1839年已风烛残年，每年四、五万箱（每箱约60公斤）鸦片非法输入和一年一千多万元白银的大量流出，使得官僚统治病入膏肓。同年6月钦差大臣林则徐虎门销烟，公开销毁英、美商人的22083箱鸦片，但他并没能挽回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颓势。
这天，英美俄三国的鸦片贩子在中国不期而遇，彼此炫耀。“最好的年头，我每箱鸦片可赚到1000块钱。”英国鸦片贩子自豪的是英国政府支持，他贩运的印度鸦片，熬制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在广州口外伶仃洋船上私卖。“过去三年中，我没有运过一块鹰洋到中国来，可我每年可以从中国运走100万银元以上的商品。”美国人在鸦片武装走私方面比英国还利害，他以强火力武装“飞剪式”快船贩运土耳其鸦片在东南沿海到处走私。
“鸦片就跟金子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卖掉。”俄国投机商更狡猾，做在暗处，像俄国政府表面上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禁烟，但在哈克图科中国边境贸易中，输入毛皮，也输入鸦片。十余年中，中国流出白银总数达一亿数千万元，中国受害的人数不下200万人。公元1840年3月17日（清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地处江南的丹阳北乡，四面环山的马家村马松岩家异常热闹，以行医为业的马松岩自家动手，当接生婆。沈氏夫人已生过三胎，这第四胎又是足月顺产后，关切地询问：“是丫头还是儿子？”“儿子，又是个儿子。”马松岩剪断脐带，将小毛头打好“蜡烛包”。“叫啥名字呢？”沈夫人脸浮笑容，声音疲惫。马松岩的后代是建字辈，第一个儿子出生不久就夭折，第二胎是儿子，谱名建勋，字少良，第三胎是个女儿，现在又养了儿子，名字他早已想好：“按族普就取名建常，字相伯。”马松岩祖籍江西南昌，是宋元之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十九代孙。
明万历年间利马窦来中国时，在南昌传教，马松岩祖上即为天主教徒。当时的教徒都是明朝宗室或士大夫。清初，马家由南昌迁居江苏丹阳北乡，几代繁衍，发展成马家村落。
马松岩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4岁时，体弱多病，因研究医学，到了27岁身体重新健康起来，他就在丹徒（今镇江市）行医，开设药铺。不久娶丹徒县沈氏为妻。沈氏的父母信奉天主教，她自己识字，能看圣书，没有裹脚，是大脚，常周济亲戚朋友，当知道有人无力偿还，她就将债券烧掉，以免他们今后成为负担。马松岩布衣授徒，来回于丹阳和丹徒之间行医，对于贫苦人家，，一律送诊，分文不取，为人乐善好施，乡里称他为绅士。马相伯出生不久，按基督教的习惯，接受了洗礼，教名若瑟，亦名若石。
母亲沈氏在丹阳马家村哺育相伯，有很多不便，就举家移往镇江定居。马相伯出生的这年不久，就爆发了鸦片战争，正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族国耻史的开始。1942年6月，英军进犯吴淞口，进入毫无守备的长江，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溯江而上攻镇江。城里市民纷纷逃难，马松岩夫妻拖着儿女，逃往丹阳，在四面环山的马家村避难。当时天花流行，三岁的马相伯也染上了天花，到了马家村，相伯就发高热，出现抽搐、昏迷。马松岩开始以为是避难途中受了惊吓，吃了力，发热第三天开始出疹：初出现于相伯额部、面部、腕部，以后迅速延至颈部、躯干、四肢，两天内遍及全身。“天花！”马松岩暗暗叫苦，当时对天花无特殊疗法，病死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他一边对相伯加以严密隔离，防止传染，一边对其他孩子进行预防。长马相伯五岁的姐姐，小时患过天花，有终身免疫力，不会再得第二次，就细心照顾瘙痒烦燥不安的弟弟，替他剪短指甲，以免抓伤皮肤。马相伯皮肤成批出现斑疹、丘疹、疱疹，最后结痂，遗留的疤痕就是麻子，半个月后逐渐痊愈，幸亏是他脸上遗留的疤痕不多。1842年，中国为禁止鸦片同英国打了败仗，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元白银，开放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英军撤退后，马松岩一家迁回镇江。马相伯生长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里，一面受到父亲慈爱的熏陶，一在面受到母亲严格的约束，养成他日后对人慈祥、温雅的风度。马松岩经常为贫苦人家免费医诊，遇到有人害疥疮痈疽的，亲手替他们洗涤、敷药、包扎，马相伯看了便呕心，但父亲却处之泰然，一点也不怕龌龊，一付慈善心肠。后来马松岩又开设米店、布店。沈氏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自奉俭朴，对子女管教严格，贤明识大义，邻居有困难，她都要慷慨救济。在怀第五胎时，还常看圣书，好习经言，碰到不认识和难解的地方，就向丈夫追问。1845年2月9日（清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三），沈氏夫人又生一子，谱名建忠，字眉叔。马相伯5岁入学，8岁在家塾里正式读书，读天主教经典，老子儒家书籍。他对儒经典的烦琐考据，不感兴趣，而对天象运行新奇事物，总喜欢寻根究底，问长问短。一次教师给他讲一篇八股文时说：“这篇清顺治的八股文，曾为嘉庆皇帝赏识，你要以此为楷模。”马相伯忽然好奇地问：“皇帝也懂得八股文么？”教师气得胡须直抖：“混帐！胡说。”对他就是一戒尺。马相伯弄得莫明其妙：“我问得不对？还是不该问？”马相伯受天主教影响，认为天子与平民“同为造物主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黄金与泥土并无贵贱之分，而泥土比黄金更有用。”后来他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皆顺着这种倾向发展出来的。
当时严父慈母是中国社会治家的格言，但马相伯的家庭教育却是“严母慈父”，母亲对相伯管教很严厉，对他的一举动，一言一行，都不肯忽视。到了沈氏的娘家，沈氏每天照常规定相伯背功课。但马相伯到了外婆家，他就不怕母亲，因为有外婆做靠山，外婆对他是宠爱逾常，处处护着他。不但外婆对他好，连父亲也是很温和的，就是母亲对他很严厉，他心里有点怕母亲。然而正是因为母亲严格督教，却使相伯养成一种严肃的克己观念，后来处世接物中不肯薄待人或对人无礼，都受母亲的影响。
他8岁那年，镇江发大水，淹到他家四周，全家搬到楼上。有次他乘母亲不留神，滑下楼，爬在窗口上，伸出两只小脚，浸到水里，洗涤游戏。水花飞溅，漪漩阵阵，他玩得高兴拍手，一不留心，跌进水里。沈氏在楼上听到哇哇叫声，靠窗朝下一看，水上起了一团大浪花，相伯在水里挣扎，喊救命，沈氏赶紧拿了竹竿把他救起。还好水不深，马相伯像只落汤鸡，望着母亲瑟瑟抖。
“你这小把戏，真是！”沈氏宽容地笑笑，替呆立的儿子换了衣服。
二、“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1851年冬，寒风凛冽，冰冻山河。天刚放亮，12岁的马相伯瞒着父母溜出家中，带着自己积攒的几块钱作盘缠，独自搭民船离开镇江，坐了整整两天的船，才到上海。到了上海后，经友人介绍，他到徐家汇天主堂，去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所办的圣依纳爵公学（1927年改徐汇公学，现为徐汇中学）报名。老师打量他一番，询问一番后又问：“你从前在镇江私塾每天读书几行。”马相伯不紧不慢地回答：“十二行。”这时，教师便也教他读十二行，马相伯并不诵读，看了片刻，背起来很熟。教师觉得奇怪，便加到二十四行，后又加到六、七十行，马相伯仍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得烂熟。众人无不称奇。
徐家汇最初是一块荒地，明朝相国徐光启信奉天主教，在上海第一个倡导开教，去逝后落葬筑墓于此。徐家子孙住在这里守墓，加上扫祭徐墓的人，人口逐渐多起来，成为热闹的徐家汇镇。1847年天主教在徐家汇建造徐汇天主堂，成为中国天主教会的发源地。1849年5至6月间，上海淫雨成灾，因徐汇教友恳请，法国传教士在徐汇天主堂中设立圣依纳爵公学，学堂为茅屋数间，开始只有12名学生，到了马相伯入学时，已有学生40人。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死去，第四子奕宁继立，于次年改元咸丰，咸丰二年底（1853年初）江南举行乡试，马相伯赶回家乡丹阳应试。丹阳地方风气闭塞，一些读书人，怕马相伯占了生员名额，便放出风来说：“马相伯妄信夷洋教，应试天朝，尤属不可。”马相伯受不得这等闲气，就由丹徒入泮，他对试卷中的四书经义及诗、策问等答得还十分顺当。正月初旬，阴霾气寒，日色无光，太平军攻下武昌，顺长江东下，一个月内连下九江，安庆等省会，直达南京。3月19日，太平军用10天时间攻下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因太平军攻入江苏，马相伯没等到出榜，就匆匆回到上海，继续在徐汇公学读书。这天，马相伯和几个小同学到教堂帮忙搭彩，教堂高处有一条彩布，没有敢去悬挂，他却自告奋勇爬上扶梯。平时，他对学生义务劳动从来不落人后，总是热心去做。马相伯刚踏上最高一级时，忽然扶梯和人一同翻倒在地，当场晕过去，好几小时不知人事，经校方抢救才醒来。在场的其他几位小同学吓得要命。事后，马相伯仍和以前一样，抢着做事，师生都很佩服他这种公而忘私的奋勇精神。太平军攻占镇江、扬州等地时，马松岩将全家老小安置在金坛、武进之间的一湖岛中，放心不下，就赶到上海看望相伯。马松岩同儿子谈论了半天，晚上合睡一室，到深更半夜，起身打点行装，马相伯醒来不解地问：“爸爸，你半夜打行李做啥？”父亲叹道：“我梦见你姆妈和姐弟，都被太平军捉去了。”马松岩连夜雇民船驶向湖岛，将全家迁陡到上海。9岁的马建忠也进了徐汇公学读书。公学校长是晁德莅神父，是意大利人，精于汉学，国文教师是海门黄伯禄，中西文学造谐俱深。马相伯由于资质聪颖，学习勤奋，校长晁德莅对他十分重爱，他替马相伯兄弟俩取名，相伯叫“马斯藏”，马建忠叫“马斯才”。马相伯得到黄伯禄教师的传授，学业猛进。晁德莅校长看到他的中国文学基础很好，就叫14岁的马相伯担任低班的国文和经学的教员，他既做学生，又当先生，进步更快。晁校长常对人说：“人家说中国人缺少感情，我从马生身上看到中国人的感情，实在比西洋人来得丰厚。”马相伯到了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学得很好，声誉由师友之间传到上海法租界，法国领事用重金聘请他为秘书，这是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可他婉辞了这份美差：“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他继续在校学习，吸取了不少新科学知识，对数学、化学、物理特别感兴趣，他在徐汇公学读了8年，在毕业时获得奖赏。1860年4月，太平军攻入苏州，进逼上海，英法宣布保卫租界，美国人华尔得到上海巨商杨坊及苏、淞、太道吴煦资助，组成了洋枪队，徐汇公学学生到董家渡避难。学友派马相伯到苏州、太仓等地，救护难民，马相伯全心投入，累出伤寒病，僵卧了二个多月，有40天不进饮食，气息恹恹，几乎死去。病后，他头发全部脱落，成了秃头，从前所读的书，也忘得一干而净。有一年多时间，他拿书本竟一字不认，像个白痴，好歹父亲是行医的，对相伯精心调养，精心医疗，等到身子完全恢复后，马相伯拼命用功，才慢慢恢复原状，家里人吓得半死，他轻松一笑：“有万能的主保佑，有大难也死不了。”
三、“学问社会，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异也。”
1826年，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神学院，由晁德莅神父主持，开始收了11个初学修道的，其中9人是从徐汇公学毕业学生中选拔出来的，23岁的马相伯也进院专修士，穿上了修士的黑色制服，接受神修训练，每天除听讲关于精神进修和耶稣会历史的课程外，还被派出照顾病人，给垂死的人宣讲天主教义。耶稣会传教注重宣讲、著述和教育，神学院的修士，必须在文学方面再深造，马相伯研究了两年中国文学后，开始进修数理、哲学和神学，并学西洋数学中的代数、几何、三角。马相伯弄昏了头，就利用课余时间翻阅中国古代算术，但将中国算术中的赤方、王方等同西方的开方对照起来，也莫名其妙。为研究数学，他几乎发狂，在晚上睡觉时，仰天望着帐顶上，都会隐隐约约出现许多数学和公式，连做梦时，也发现四处都是数字和公式。功夫不负苦心人，马相伯终于融会贯通了中西数理。晁德莅神父看见马相伯课余时间，常闷着头翻中国古代算术有点不解，便问：“马生，为啥不复习数学功课，看这种闲书？”马相伯放下中国的《九章》书说：“我在寻找中西数理有无相通之处。”“哦，找到没有？”晁德莅感兴趣地问。“我发现中国的勾股，就是西洋数学中的微积分，而中国所谓‘方程’，就是西方数学中的比率。”马相伯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他在研究时，如有心得和新发现，就做笔记，题为《数度大全》，有120卷。“中国人早知道算圆周率的方法，并与西人的算术，不谋而合，西人算圆周率是3.1416，中国圆周率是22/7的得数与3.1416一样。”晁德莅点头称道：“中国人并不比西洋人笨，上帝也与你们中国人同在。”“中国人犯有一种毛病，对于无论那种学问，太不求甚解，许多西方发明的科学，在中国很早已经发现，可是说不了原因，也不肯探究其原因。”马相伯若有所思，在研究科学时，吸取这种教训，不研究明白，不见底不肯放手。马相伯花了四年时间在大学院学哲学和神学。他31岁时，经过考试，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并授职司铎（神甫），他正式在学校读书的20年的生涯总算告终。马相伯考虑再三说：“学问社会，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异也，出处行藏，是人对于国家民族所独有，不能稍事通融。予立于泰西信仰社会，及种类学术之社会，尽彼所长，转授国人。此世界公共之学，从吾所好，与世界同此社会，即与世界同尽其能。故西人学位名位可受，西国官爵富贵不可受。谀西人而挟本国之富贵，更为可耻，前有洋奴，今有汉奸，君子不为。”外国教士看不起中国人，又嫉妒马相伯的才能，派他到徐州一个小镇教堂管理教务。1871年，徐州水灾，马相伯向长兄马建勋要了2000两白银救济灾民。这事被法国耶稣会教士知道后，认为未经教会同意，擅自使用银两，是犯了教规，将马相伯幽禁在上海耶稣会内“省过”，马相伯实在想不通：“周恤贫困，也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而尽了做人的本份。”马建勋因参赞李鸿章营幕戎要，因防御太平军有功，在淮军办理粮台，得知相伯弟被禁的消息后大怒，带了几十名兵卒，向教会问罪：“我用自己的钱救中国灾民与你们外国人有什么相干？”教士从没看见这阵势，吓落了魂灵三圣，只好放了马相伯。翌年，75岁的马松岩去世，马相伯悲痛万分，急告在天津随李鸿章办洋务的弟弟马建忠和在淮军办理粮台的长兄马建勋，兄弟三人按天主教会的规矩，替父亲举行葬礼。教会又派马相伯担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他兢兢业业从事学校行政管理和教学安排，新生专读中文，旧生兼读法文，还要学习八股文，马相伯虽是神甫，但对学生讲授中国经、史、子、集诸文，却很深入，他亲自送学生去应童子试，在他校长任内，学生考中秀才的有60余人。教会又认为这样下去，怕他把学生变成异教徒（孔教），派他兼任耶稣会编撰，研究数学，马相伯原来很欢喜数学，虽然早年写的《度数大全》笔记已经散失，但他仍化费一年心血尽全力译著书籍百余卷，名为《数理大全》。因教会中一部分外籍教士不赞成，又没有人能鉴别他译著的好坏，故令将译著束之高阁，不予印发，译稿逐渐蠹坏。教会对他仍不放心，1875年不要他做校长，调派他专门研究天文，徐家汇只有一架明末利玛窦用过的天文仪器，无法进行研究。1876年教会又派他到南京，专任编撰，翻译数理诸书，马相伯很不耐烦，肚里转念，在徐家汇已译著有《数理大全》百余卷，不为我印行问世，再多译著又有什么用场？更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南京教会中的一个极龌龊的外国厨子，做的饭食简直不能下口，很不卫生。越想越气，马相伯就不辞而别，独自跑到上海，退出了耶稣会，不再做神甫，但仍信仰天主教。
四、“一个身当大任的人，只要有一点短处，左右就要乘隙而入。”
长兄马建勋在淮军办理粮台，深得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信任，而山东藩司余紫垣又是马建勋的知友，经长兄介绍，1876年马相伯前往山东学习作官，余紫垣因同马建勋是朋友，对待马相伯十分优待，就叫他掌理文案。
后来，余紫垣兼任山东巡抚，就把他的藩司官章交给马相伯，除十分必要的公文须请示余紫垣外，其余均由马相伯代为处理。
他在余紫垣处担任幕僚一年，余紫垣对他说：“你已经脱离了耶稣会，不做神甫，我替你介绍一个妻子，也好成个家。”禁欲了38年的马相伯，东奔西跑，没有个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现经余紫垣提醒，他还有点不好意思，歇了半天说了声好字。经余紫垣作媒，马相伯在山东和一位书香门弟的王氏结了婚。余紫垣又委托他接任山东滩县机械局的差事。该机械局是洋务派“自强新政”之一，局长下有一、二十个后补官员，二三百工人，二百多卫兵，局长500元薪水，这是在山东后补道班中最高的薪水。局长以下依次递减，但还高于其他局，全局开支浩繁。马相伯接任前，每十天出一支枪；造子弹火药，却是用土法。马相伯接任后，完全改用西法，制造火药成本合三钱五分一斤，但呈报到户部，被批驳：“照例火药每斤只要成本七厘，为何现在反要三钱五分一斤，不予批准。”从前土法造火药，成本虽轻，但产量很低，质量又差，而用西法造出来的火药，产量高，质量好。马相伯一肚子委屈，无理可讲，在没有办法之中，只好写信给在户部供职的杨谷山请示帮忙。杨谷山回信道：“这事容易办，只要将斤改为磅，重新呈报上来，定可批准。”马相伯接信后，想到莫名其妙，就照杨的话去办理重新呈报。不久，户部回文：“准如所请，实报实销。”马相伯啼笑皆非。以前三钱五分一斤（十六两为一斤）嫌贵不准，但现在三钱五分一磅（十二两为一磅）倒准了，真是糊涂！后来马相伯碰到杨谷山问何缘故。“户部这班老兄不懂，以为磅比斤重呢！”
杨谷山朗笑一阵。马相伯笑道：“我是读书人，真不懂做官诀窍。”“马兄，跟你说桩好笑的事。”杨谷山在李鸿章处很久，深知李的为人，他边说边笑：“你日后如上公事给李伯相，在公文的末尾，要故意弄出一、二句似通非通的话头。”“这是为什么？”“李伯相虽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日理万机，但遇到僚属上他的呈文中，有不通之处，他一定拿笔批改，改过后，这件公事，便立刻发下施行，要是公文做得一点瑕疵都没有，他看过了便朝旁一放，那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把它批下来，我屡试屡验。”杨谷山颇为得意。
马相伯暗下感慨：“一个身无大任的人，只要有一点短处，左右就要乘隙而入，无论如何明察的人，都无求以自勉。”过了一年，马相伯交卸了机械局的差事后，李鸿章又派他调查山东矿务，马相伯道：“李公，山东矿藏不多，为什么不去山西呢？”但李鸿章坚持要他去，马相伯只好在山东调查了半年矿藏，接着又到天津入李鸿章幕府，当了李鸿章两年的私人秘书。
五、“人类尽人道，可达到世界大同。”
1881年3月，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马相伯为参赞，后又改任神户领事，与日本维新要人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交往，考察日本民族、政治，对日本维新政策有较深的认识。一天，大隈重信请马相伯参加维新派召开的盛大国际性大会，再三要求他讲几句。马相伯痛恨虚伪的侵略口实，倡导真实的人道主义，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站起来说：“人类文化，互相融会，无个国界，好像是光。用比喻说，一灯光一烛光同时点着，同时放光。放在一块，大家可以考察一下，彼此互映的现象，只觉大小强弱不同，竟无法划分光明的界限。更进一层，人生来是万物之灵，即如太阳，也比人低，我认识太阳，太阳何尝认识我呢？因此人类尽人道，可达到世界大同。”马相伯口才极好，演讲起来，从来不预备稿子，一开口就很自然地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有次中国公使馆举行宴会，宴请各国使节和日本朝野名流，大家请马相伯说几句话。“不多时，我在欧洲游历，看到西方政治舞台，五花八门，西方的政治，的确比东方清明；西方的社会，的确比东方进步，我看到这种情形，不胜赞叹。”马相伯肚里转念，这种应酬外交辞令，不能开罪任何人，于是又说回来，“现在到东方来，看到东方政治舞台有面大镜子，它将西方政治舞台的东西，一模一样映照出来。我很惊奇，好比学生效法先生，青出于蓝，先生好，学生也好，我恭维先生好呢？还是恭维学生好呢？我实在觉得进退两难呢！”全场掌声如雷，四座外宾纷纷到马相伯的座位前，和他握手致意，称他是天生的雄辩家。这年十月，因长兄马建勋病重去世，马相伯回国，奔丧后到天津谒李鸿章后，随他帮办洋务。
1882年，高丽大院君当国，倡“锁国攘夷”之说，新旧两派政客互讧，争夺政权。日本又从旁煽动，阴谋高丽独立，清廷得知消息，派提督吴长庆率兵到汉城坐镇，李鸿章命马相伯赴朝鲜囊助办理新政。吴长庆向高丽王李熙推荐后，聘马相伯为高丽政治顾问，请他拟订对高丽政治进行改进的计划。马相伯首先请高丽政府编练新军，接着又整理高丽的外交，同时向高丽国王李熙提出全面改革内政的条陈，主要有省刑罚、定刑典、广取才、恤奴婢、求富庶、慎疾疠、兴工业、兴学校和正经界等九条建议，大多为日本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政策，但高丽政府封建积习太深，国王延缓不办。6月，高丽发生政变，清廷派马相伯弟弟马建忠和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往协助“平乱”。马相伯在政变后，建议闵妃派太子去欧美留学，以便回国后担当重任，但又未被采纳。他晓得高丽局势不法挽回，于次年回国述职。马相伯从高丽政府腐败，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在向李鸿章报告高丽的问题时说：“高丽社会等级制度太严，全社会分三等，贵族、士大夫、平民，平民不得与贵族相等，就是做了将相，见了贵族和士大夫，还必定要磕头行礼，此情形和中国一样，真是中国是放大之高丽，高丽即具体而微的中国。”李鸿章有点不快，干咳了一阵，但他晓得马相伯是耿直之人，也没摆在脸上。
马相伯是实笃笃的读书人，也没注意李鸿章的不快，只管一本直说：“对高丽应及早决定政策，或听其自主，与中国脱离关系；或实行干涉，派干练大员率兵前往，作为有力的指导，高丽才有挽救的希望。”李鸿章叹息道：“大清国我都不敢保它有20年的寿命，何况高丽？”听到这种丧气的话，马相伯决定摆脱官场。此后，马相伯在家中过了半年多的书斋生活。
六、“袁世凯把我戏谑之言，奉为做人的科律，而民国竟以此人为开国总统，国事又安可问耶？”
19岁的袁世凯是中国驻高丽总督吴长庆手下一名小分统，马相伯和吴长庆。原有旧交，又是高丽政治顾问，袁世凯对比他大19岁的马相伯十分恭敬：“马顾问，有什么捷径可以飞黄腾达？”马相伯便寻开心道：“只有厚赂宦官，由宦官结纳亲贵，便可越级而升，做抚督也不难。”袁世凯信以为真，如法炮制，居然生效，几天后见到马相伯十分高兴，他说：“您的办法真灵光，你见事如此透澈，代我筹划，又如此奇效。为什么自己不这样做呢？”马相伯感到好笑：“我这个人只会讲，不会做，所以终生是穷书生嘛！”有一次，袁世凯将一份重礼送给马相伯，请马相伯在吴总督处走走路子，提拔他。马相伯办事是一板一眼的人，连忙回绝：“这事万万通融不得，你对国事应多忠诚，做官忌心切。”“马顾问不必当真，我是说说笑笑而已。”袁世凯厚着脸皮，笑吟吟地离开。马相伯拿着手上的礼品：“这礼品你带回去，我不能接受。”“马顾问，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不妨留着。”袁世凯急忙走了门外。马相伯拎着礼品，喉咙高了一倍：“你再不拿走，我就掷出门外。”袁世凯无奈，只好接回礼品，悻悻离开了，他就到吴长庆面前挟嫌诬告：“吴总督，马顾问这人，官仪不检。”吴长庆皱着眉头：“你怎么能谄诬马顾问。”“马顾问在公署挟妓女饮酒睡觉。”“此话当真？”“是我手下人亲眼所见。”吴长庆为人正派，生平最恨此事，就对袁世凯说：“本官自会处理，你先别声张。”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吴长庆独自一人，来到马相伯的住处，直入卧室，看见马相伯在榻上独眠，没见什么妓女，也放下心来。马相伯听见声响，见是吴长庆忙起身道：“吴总督起得这么早，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一声。”“没什么事，出来转转，你睡，你睡。”吴长庆含糊其辞地离开。后来，马相伯得知吴长庆因袁世凯打的小报告而来，一笑了之，也没往心上去。当他回国述职时，袁世凯又再三缠着马相伯说：“顾问大人，请在李中堂处为小弟多说几句，举荐一下。”马相伯没有计较袁世凯以前的诬告之事，说：“好吧，我尽力举荐。”马相伯回国后，向李鸿章介绍了朝鲜的有关情况。“马公，可有什么合适的做朝鲜商务委员？”李鸿章询问。
马相伯便接口道：“袁世凯这人有点本事，对朝鲜情况也有点熟悉，李伯相，就派袁世凯担任如何？”李鸿章一时也没有适当人选，又是马相伯的举荐，就派袁世凯为清廷驻朝鲜的商务委员。可袁世凯做了驻朝商务委员，任意侮辱高丽君臣，这样促使高丽倾向日本，而爆发了中日之战。
袁世凯对马相伯出于感恩和推崇，在1912年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礼聘马相伯为最高顾问。马相伯反对袁世凯改共和为帝制，一次，袁世凯和马相伯闲谈时问：“人民不知敬事长上，国家何以安？天下何以治？”马相伯吃透他想当皇帝的心思，不紧不慢地说：“你所指的是一种磕头请安才能表现出敬事长上吗？如果这样便能安邦定国，平治天下，那么老夫愿意从今天开始，朝叩一头，晚多一拜，日日不懈，为天下倡。”
袁世凯只好尬尴地点点头。袁世凯命长子袁克定设宴邀请马相伯和严复，征求意见。马相伯坦率地说：“袁总统真要称帝，也得不到国民的拥护，一定会遭到反对，就是这点暂不考虑，可是外交方面，也会遭到强国藉口，百端要挟，以遂其大欲。这样连锁反应，势必引起国内全体国民声讨，弄得不可收拾，以我看还是打消这种想法吧！”袁克定称是。第二次设宴，袁克定欣然相告，外交已无问题，日本方面表示赞成。马相伯看已到了口舌所不能挽回的地步，便想辞官南下。
1915年7月，马相伯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袁世凯亲自祭天祭孔，提倡“尊孔读经”，袁氏党徒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为复辟帝制造舆论，马相伯大加反对，著有《一国无首应兼主祭主事否》、《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等文，并为各区教会代拟五篇请愿书，以信仰自由为理由，驳斥尊孔教为国教和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主张。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反对，做了“中华帝国”皇帝。临朝时，文武百官齐叩首，只有马相伯站立不拜。袁世凯没办法，只好搬张椅子给马相伯坐下。
马相伯为反对袁氏帝制，辞职准备南归。但是袁世凯却不放过他，在马相伯住宅四周，都派密探。马相伯就在密探不注意时，化装成一个买菜的老家人，带了竹篮子只身逃出了北京城，到上海住了下来。他发表《国民照心镜》一文二万余言，痛斥袁世凯称帝之罪，表达他主张共和政治的卓见。他对朋友说：“袁世凯把我戏谑之言，奉为做人的科律，而民国竟以此人为开国总统，国事又安可问耶？百复辟，百复亡。”袁世凯身败名裂，一命呜呼时，马相伯叹道：“袁世凯对国事本无忠诚，做官心切，皆私字一念害之，当日我推荐他当驻朝鲜通商大臣，也不能不咎其咎。”
七、“致富之源，强国之本，不致家藏国宝，为他人所攘夺。”
1884年6月，中法战争吃紧，法国军队以封锁上海吴淞要挟，让招商局的船没法通过。李鸿章就同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商量，马建忠奉命去和美国旗昌洋行商量。旗昌洋行行长史密特和他是朋友，答应招商局的船挂美国旗。李鸿章写了两张合同，明的合同是招商局出卖给美国人，暗的是合同是请求悬旗。
合同签后第三天，中法战争开始，招商局的船挂了美国旗，出入自由。外边谣言说是马某将招商局卖给美国人发了6000万大财。次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李鸿章派建忠去天津办理交涉，收回招商局财产。马相伯奉命到全国各地调查访招商局帐目，马相伯对天津、烟台、汉口、厦门、上海、广州各埠招商局财产，花了二年多时间。招商局亏空达1200余万两，都是一本烂帐，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写了报告给李鸿章。马相伯在广州，眼看香港为英国占去后，商业发达，就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张总督，老夫以为把香港对过的九龙辟为商埠，建筑市场，招引中外商人到彼交易，修一条铁路直达广州，这样可把香港的生意夺过来。”张之洞点头道：“满好满好！”可并末采纳。这年冬天，马相伯乘轮船北返，触礁遇险，滞留厦门，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得知后电邀他来台湾。马相伯劝刘铭传借外款开发台湾经济。刘铭传怕担向外人借款的责任，不敢接受。马相伯看到刘铭传不是真心留他作事，而是天天要他陪着下围棋，不足共事，就离开台湾，回天津交差。李鸿章见马相伯，十分关心地问：“马公，各地招商局究竟有多少财产？”马相伯直叹气：“都是一笔烂帐呵，招商局亏空有1200余万两银。”李鸿章有点吃惊：“亏空这么多？”“商局之弊，非改弦更张，难期振兴。”马相伯将自己花了向天整理成的《改革招商局建议》呈上，“喏，这是老夫的报告，请中堂过目。”李鸿章粗粗翻了一遍：“好，好，等总理衙门定夺。”但总理衙门对招商局兴衰抱观望态度，未予理会。马相伯又谈起辟九龙为商阜和修铁路直通广州的建议。李鸿章听了虽然点头：“这是个好主意，但两广是张之洞所辖，我不好直接出面上报，此事还需张总督具奏。”这皮球被李鸿章踢得无影无踪。几年后，九龙又被英国割据为商埠。马相伯晓得此事又不了了之，也不便再说。沉默片刻，李鸿章发牢骚说：“军机处命我兴办海军，只给五百万两银子，怎能办得好？”美国旗昌洋行，正联合美法意荷各国，组成对华商业团体，马相伯和这团体组织者美国商人熟识，就说：“李中堂，现在有美国资本家可以借钱给我们，对华商业团体愿意借钱给中国振兴实业。”李鸿章听了，高兴起来，“可借多少？可借多少？”马相伯道：“至少有五千万才有发展希望。”李鸿章听了数字这么大，吃了一惊：“有个两千万就行了。”马相伯连连摇头：“不够，不够，至少要二千五百万。”李鸿章点头道：“那就二千五百万。”马相伯和住天津的美国商人接洽后商定，决定中美合资组织官办银行，资本四千万，以两亿两为开发中国，统一币制，发行纸币，整理中央和地方金融，建设铁路，整理黄河，安置电话等企业投资，中国方面以李鸿章为代表，美国方面以钢铁大王范得比为代表，总行设在天津，上海和各省设分行，各项新政经费都由此行出纳。查帐权，由中美双方分别负责。议定后，李鸿章派马相伯赴美国和美国银行家洽谈。马相伯犹豫片刻说：“李大人，老夫看还得奏明朝廷。”李鸿章不悦：“难道我一个北洋大臣兼通商大臣，连和洋人商订借款的权都没有么？你去好了，我会打电报给美国大总统的。”马相伯乘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美国海关已得到总统电报，对他行李按外交代表惯例免验。他到达纽约时，美国总统特派侍从武官迎接。美国金融界正盘算输出资本，对中国清廷还有点吃不透，马相伯精通数国语言，英语纯熟，谈吐不凡，折服了高傲的洋人，银行界各巨子，都纷纷和马相伯相会。马相伯将大家商订的数字并起来一算，高达五亿两，晓得李鸿章无这般魄力答应，而美国人的盛情又不可推却，就同美方商定，以五千万两作为正式借款，以三亿为美方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消息传出，其他各国争相加入，马相伯兴致勃勃将商谈结果电告李鸿章。一时清廷沸腾，顽固派群起弹劾，百般攻讦，慈禧谕军机大巨：“李鸿章与美商订约合股开华美银行，此事流弊甚多，断不可行。现文章论劾，众议沸腾。该督如果有与美商订约之事，著即罢议，迅速复奏，毋再迁延不咎。”李鸿章只好复电马相伯：“办法正当，朝廷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马相伯接到电报，像迎头一盆冷水，开办银行事只好作罢，就悄然离美赴欧，浏览英法考察商务，参观剑桥大学。马相伯是退出教会后结婚，天主教会叫他去向罗马教皇说明理由，他又去罗马觐见教皇宗良十三世，亲手摸过教皇戒指。并到各国都会大教堂宣讲，阐述理由，因此轰动世界，成了大演说家。马相伯回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了赴美借款之事，心里有点气：“蛮好的一桩事，全给搞掉了。”李鸿章直叹气：“朝廷不想好，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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